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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工作简报(2018年第9期)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9-30       

 

仲裁工作简报

 

(二〇一八年第九期)

(总第97期)

 

汉中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9月25日

 

   

 

仲裁动态  

发挥金融仲裁优势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交流

商事仲裁领域侵权纠纷的裁决边界(下)

以案说法

合同上的前任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

法海拾贝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均可用于签订合同?

 

 

 

 

 

 

 

 

 

仲裁动态

 

发挥金融仲裁优势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提高金融发展质量,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金融行业的改革与发展高度重视,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要求,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思想,围绕“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和两个百年目标,重塑了金融调控、监管、服务体系,使金融发展更好地体现基础性制度要求和社会价值。

我国金融业发展迅猛,随之而来的金融纠纷也日渐增多。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仲裁因其自身特殊的优势扮演着化解纠纷的重要角色。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仲裁起步稍晚。2007年12月,我国内地首家金融仲裁院才在上海成立。近十余年来,我国金融仲裁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广州、深圳、武汉、重庆、杭州等地的金融仲裁院相继成立。这些年,我国金融仲裁机构在解决金融争议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解决争议范围包含借贷、证券、基金投资、保险合同纠纷、投资金融纠纷等。

  据了解,我国目前仲裁制度在解决金融纠纷中的利用率远远不及诉讼,未能充分发挥其裁断纠纷、化解矛盾的功能。据上海仲裁委公开披露,上海金融仲裁院2017年的受案数仅有592件,而同年上海法院系统受理一审金融商事案件数量已经达到17.9万件。经有关学者调查发现,商业银行在选择诉讼与选择仲裁的偏好之间的差距有10倍左右之多。在金融纠纷高发、频发的今天,如此之低的仲裁受案比例严重阻碍了仲裁制度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中应当具有的作用。

  上述调查数据显示,与各类经济金融纠纷增长的速度相比,我国社会对于金融仲裁的了解和利用程度还远远不能匹配,仲裁法律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依然偏低。事实上,在大量由存款、贷款、股票、基金、担保、典当、期货、外汇、票据、保险以及信用证、银行卡等各类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务所引发的纠纷、冲突中,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当事人之所以不选择仲裁作为解决纠纷、冲突的方式,多数就是因为对仲裁制度不够了解,甚至存在诸多误解,以至于在纠纷发生前后出现仲裁约定不明确、达不成仲裁协议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与大数据的发展,新金融类型的不断出现也给金融仲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为了促进仲裁制度在金融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减轻诉讼爆炸带来的司法压力,政府法制部门应当积极传播仲裁法律知识、宣传金融纠纷仲裁的优势及特点,仲裁机构应当主动与金融机构等主体进行沟通,使金融纠纷的当事人认识到,仲裁制度的高专业性、高效率性、高灵活性更加适应日益复杂多样的金融纠纷。我们可以相信,一旦金融机构对仲裁法律有了更多正确的认识,便会积极运用金融仲裁作为提前规避风险、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以促进金融仲裁繁荣发展,保障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和谐。

  对于我国的金融行业和金融仲裁来说,改革和发展都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转型。这些变化既显示了前进的步伐,也镌刻着历史的车辙。金融仲裁的发展本身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但只要坚持方向,坚守初心,金融仲裁必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金融发展质量迈上新的台阶。

工作交流

商事仲裁领域侵权纠纷的裁决边界(下)

三、侵权纠纷在商事仲裁领域应当存有边界

侵权纠纷在我国当下法律体系内具有可仲裁性,但不能说所有的因合同纠纷或与合同相关的侵权纠纷都能约定仲裁解决,否则不符合我国对所加入的《纽约公约》所作的商事保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对仲裁范围的规定。

(一)具有身份关系和人身权属性的侵权纠纷应当排除仲裁

具有身份关系的纠纷不得仲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婚姻、收养、监护、扶养和继承都是具有极强的自然人身份的法律关系。该条以列举的方式列明了最具代表性的几种具有自然人身份的法律关系不能仲裁,虽然该法条在继承后未采用“等”字进行惯常兜底式的描述,以囊括具有身份关系的纠纷。但从该条的法律规范目的可以看出,对于具有自然人身份关系的法律纠纷直接采取排除仲裁的方式,未有诸如“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除外”等回旋余地,足见对具有身份关系纠纷排除仲裁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中规定的民事权益,其中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也均包含有自然人身份属性。按照比附援用的原则,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被排除仲裁,那么侵犯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皆具有自然人身份属性关系的权利自然也不能仲裁,否则,有违仲裁法立法规范目的。

同时,具有人身权属性的侵权纠纷也不得仲裁。人身权又是民事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人身权直接与权利主体的存在和发展相联系,对人身权的侵害就是对权利人自身的侵害。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条规定的是财产性损害。 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是非财产损害。人身权损害的典型就是存在非财产损害。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的财产权益纠纷,显然不包括非财产损害在内。人身权损害兼具身份关系和非财产损害的特点,如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以他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给己方造成人身损害,申请人以侵权请求权为基础申请仲裁,自然也不符合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当然应排除在仲裁之外。

(二)可以仲裁的财产权益侵权纠纷应当是与合同关系具有关联性

仲裁的管辖依据即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裁决的内容亦不能超过仲裁协议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7号)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该解释对仲裁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进行了外延扩张性解释,相应的因合同而产生的侵权行为也应与合同具有关联性,即因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而产生的侵权纠纷才属于仲裁的管辖范围。新近的案例显示,司法对与合同具有关联性的侵权行为的审查有收紧的趋势。如宁夏灵汉实业有限公司与宁夏阅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一案(2018)宁民终8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诉讼是上诉人继(2016)银仲字第343号裁决书之后,基于被上诉人于2017年2月26日将1680亩水域的水抽干,将鱼占为己有的行为所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之诉,该诉请并非针对双方签订的《阅海水面联合经营合同书》履行过程中的合同之诉,故一审认定本案系双方在履行《阅海水面联合经营合同书》发生的争议,依照合同约定应当由银川仲裁委员会管辖错误。上诉人主张《阅海水面联合经营合同书》第十二条约定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发生争议提交银川市仲裁委员会仲裁,是合同之债产生纠纷时的解决方式,约定仲裁的范围是合同之债,本案中上诉人的诉求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仲裁范围的理由成立。但从该裁定书反映的事实可以肯定的一点,被上诉人亦只有依据《阅海水面联合经营合同书》的约定才有可能占有该水域,那么该合同与侵权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值得商榷。

又假如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第一种情形:承租人在租期内故意毁坏租赁房屋的装修;第二种情形:承租人在租期届满逾期返还出租人租赁房屋期间故意毁坏租赁房屋的装修;第三种情形:仲裁已裁决承租人返还出租人租赁房屋,承租人在未履行裁决期间故意毁坏租赁房屋的装修;第四种情形: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届满后履行了租赁房屋的返还义务,但利用私自所配钥匙进入租赁房屋故意毁坏租赁房屋的装修。对于第一、二种情形中的侵权行为,显然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与合同具有高度关联性。对于第三种情形,因仲裁裁决的作出而切断了合同与侵权之间的关联性,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宁民终81号一案中实质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对于第四种情形,侵权行为自然与合同之间没有了关联性。因此,判断合同与侵权的关联性,仍应当以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7号)第二条规定为依据,即因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而产生的具有财产权益的侵权纠纷可以进行仲裁。

(三)非合同关系产生的财产权益侵权纠纷可以成为仲裁的裁决范围

按照仲裁法第二条规定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应当是基于非合同关系产生的财产权益纠纷,如因海难事故而产生的财产权益纠纷,双方依据达成的仲裁协议选择侵权请求权基础进行仲裁,即属于非合同关系产生的财产权益侵权纠纷,可仲裁性自无疑议。但这种非合同关系产生的财产权益侵权纠纷,大多在纠纷形成前不可能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绝大多数都是在纠纷发生后经协商一致后达成同意仲裁的协议。目前部分地区推行的交通事故仲裁,如《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区内推行仲裁方式解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通知》(哈政发法字[2011]15号)第一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后,自愿选择仲裁方式解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可以向哈尔滨仲裁委员会设在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内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仲裁受理处申请仲裁。”2013年7月贵阳仲裁委员会贵阳市道路交通事故仲裁调解中心正式成立。湛江仲裁委员会也在2015年4月开始调解并仲裁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西宁仲裁委员会也在2017年10月,在市交警支队一大队事故中队挂牌试点运行西宁仲裁委员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仲裁调解工作站。即是这种非合同关系产生的侵权纠纷事后达成仲裁协议进行仲裁的典型。但交通事故如果单纯只有财产损害,没有涉及人身权损害,则纳入仲裁处理自无不当。如果涉及人身权损害,则不符合仲裁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应当不能进行仲裁。当然,如果交通事故各方就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达成了赔偿协议,就赔偿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约定仲裁,因具有人身属性的财产纠纷和非财产损害赔偿已经转化为给付之债,属于债务不履行争议,当然可以进行仲裁,但请求权基础已是违约请求权而非侵权请求权了。

(四)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与非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共同侵权纠纷,仍应当肯定仲裁协议当事人受仲裁协议的约束。

仲裁的自愿性和平等性决定了仲裁没有追加第三人制度的基础,但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和非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对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共同侵权行为客观存在。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观点有所反复,但应当坚持最高人民法院在厦门豪嘉利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与洋马发动机(上海)有限公司、洋马株式会社管辖一案(2015)民四终字第15号案件中的裁判宗旨。这样既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后果,同时也可防止虚列共同侵权人而逃离仲裁的管辖。仲裁协议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获得或未获得的救济,并不影响仲裁各方当事人向非仲裁协议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相反,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还可以作为其他救济程序中的证据使用,不存在出现权利救济的程序拖延和障碍。

四、正确的请求权基础选择对当事人利益事关重大

对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选择,无非权利人为获得更大的救济收益,但获得更大权利救济收益的前提是请求权基础的正确选择。正如前述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30日作出的关于西霞口船厂诉荷兰西特福、芬兰瓦锡兰一案的终审裁定书,西霞口船厂虽以侵权请求权基础上摆脱了仲裁的约束,在随后的法院一审、二审过程中均获胜诉。但最终经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6号再审认定:西霞口船业请求西特福公司、颖勤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西霞口船业的相关请求均是基于合同的约定,属于违约损失的范畴,在性质上属于合同债权。本案没有证据表明瓦锡兰公司提供旧主机使西霞口船业遭受合同履行本身及可得利益等合同债权之外的损害。合同相对人之间单纯的合同债权属于合同法调整范围,而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对于单纯合同履行利益,原则上应坚持根据合同法保护,不应支持当事人寻求侵权责任救济。西霞口船业就其合同履行利益损失请求合同相对方瓦锡兰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遂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驳回西霞口船业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准确阐释了侵权责任法原则上不调整合同债权这一法律原则,起到规范裁判尺度的作用。合同债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并没有将其明确列入该法保护范围,表明侵权责任法不调整违约责任。西霞口船厂的权利救济相当于又回到了起点,教训惨痛值得引以为戒。

五、结语

综上所述,侵权纠纷在我国当下法律体系中具有可仲裁性,但不能脱离仲裁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以及我国对《纽约公约》所作的商事保留。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和具有人身权属性的侵权纠纷应当排除在仲裁之外,与合同具有关联性的财产权益侵权纠纷、非合同关系产生的财产权益侵权纠纷才能纳入仲裁的视野和边界,在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与非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共同侵权纠纷,仍应当肯定仲裁协议当事人受仲裁协议的约束。申请人对请求权基础的正确选择对其后权利获得救济的程度具有高度关联性。

            (来源:自绵阳仲裁委员会网站 作者:周高彦)以案说法

合同上的前任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

【案情简介】申请人甲与被申请人乙公司于2008年11月28日签订了《投资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由申请人先行投资60万元作为承租被申请人所建大厦一楼门面房租金之预付款,并约定租金必须优惠,并以此60万元及其利息抵顶房屋租金,之后,被申请人又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先后让申请人预交租金32万元,申请人共计预付92万元租金,2013年12月26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从承租房屋交付申请人起算共计12年,租赁范围为影视大厦一楼全部门面房,租金按每平方米460元/年,以实际交付房屋面积计算,被申请人承诺此前申请人所交92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用于抵顶该房屋租金,抵清后不足者再由申请人交纳。但被申请人至今未能交付承租房屋,故申请人要求汉中仲裁委裁决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争议焦点】两份合同上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是否真实有效?申请人认为:两份合同是该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有该公司印章,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且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主体适格,权利义务明确对等,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无合同法禁止条款和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合同内容真实有效;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虽被公安机关审查,不能出庭,但对涉案合同及票据上单位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事实,被申请人出庭人员无反驳证据予以否认,也应确认两份合同真实有效。被申请人认为:该公司从未与申请人签订过《投资租赁合同书》和《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上所盖公章均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其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均未通过公司相关人员,公司的其他人员均不知晓;被申请人从未收到过申请人所支付的租金。该笔租金也从未进入被申请人的账户,也未经过被申请人的财务,且该租金是否支付给法定代表人也不知晓,无银行转账凭证,仅有收条无法判断是否已经履行了租金支付义务;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已经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正在侦办中,在签订合同时,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实施的行为是犯罪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被申请人名义与申请人签订的合同应当是无效合同。

本案所依据的法律条文《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六十二条规定: 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仲裁庭评议】本案在开庭时,被申请人的确对两份合同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及公司印章是否真实提出过质疑,仲裁庭当庭要求其庭审后三日内提出书面鉴定申请,但被申请人并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请。因此,无证据否定其合同上所加盖印章及签字的真实性。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其法定代表人个人无论构成何种犯罪,依据《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关于职务行为的责任承担之规定,均不会影响本案基本法律关系的成立。同时,涉案合同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被申请人之观点仲裁庭不予采纳。关于四张收条上显示的92万元的租金是否实际缴纳与两份合同的效力仲裁庭认为,92万元租金是否已经实际缴纳、是否进入公司财务账户,是涉及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与本案审理的范围无关,仲裁庭对此不作评判。      

                                (信访监督部部长:刘艳)

海拾贝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均可用于签订合同?

从监管角度上看,公司的各种印章尤以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最为重要,故法律才强制要求上述三种印章的刻制需要公安机关的审批备案。在合同缔结中,是否三种印章均可用于合同签订?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这是一个必须清楚的问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合同专用章:顾名思义,通过用于企业合同的订立(部分企业在某具体项目合同的订立中,会使用专用于该项目的项目专用章),企业使用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自无疑问。

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并列使用,故在合同的签订中,两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财务专用章:一般用于公司票据(如支票)的出具,但实践中,不少商事主体因各种不同的原因,会出现使用财务专用章签订合同的情形,裁判实践对于该情况的态度也已渐趋明确。

一般认为,财务专用章有专有功能,为财务专用。最高院法官对此问题是这样回答的:“签订合同应当使用公章、合同专用章、有特定用途的只能在特定业务上加盖,不能用于签订合同。例如财务专用章、物流专用章是肯定不能用于签订合同的”。这一观点也与裁判实践中所普遍采用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不认可财务专用章用于签订合同,不等于加盖了财务专用章的合同一定为无效。一方面,盖章并非书面合同成立的唯一要件,当事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或者合同约定签字生效时,合同并不会因为加盖的是财务专用章而无效。另一方面,如果一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且对方已接受的,合同此时业已成立,加盖财务专用章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

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印章管理制度,明确企业内部印章的用章流程,同时严格限制私带印章外出或在空白信笺、介绍信、合同上盖章。此外,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也需要谨慎审查,确保印章的正确使用,发现有印章假冒情况,应立即收集证据材料,及时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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